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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被平视的胡适 读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2017-05-10 23:01

     1943年11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写信给胡适,请教有关《水经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胡适的考据癖,重回故纸堆里      1958年,胡适在哥大接受访问      书名:《胡适口述自传》口述:胡适译注:唐德刚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2内容简介:20世纪50年代,胡适应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受唐德刚采访,以英文口述生平,于1958年完成十六次正式录音。本书即是由唐德刚根据录音,对照参考、综合译出,并于1959年经胡适手订而成。   编者按:   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胡适口述自传》,是历史学家唐德刚的经典之作,也是晚年胡适对人生的自我总结。这本书与一般传记完全不同,就写法而言,将胡适口述内容(英文录音)与记录者唐德刚所作的注释评论合为一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尤其是唐德刚活泼、犀利的独特文笔,雅俗共赏、引人入胜。通过本期封面文章,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一起来分享这本好书。   封面文章   国内关于胡适的著作,究竟有几何,恐怕没人说得清,至少不下数百种之多吧?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就我耳闻目见所及,很多时至今日依然享有盛誉的文化界、思想界泰斗,都曾参与过对胡适的大批判。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胡适又几乎被抬高到神化的地步。虽然说,种种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于胡适并无损益,但另一面,我们可能又得承认,有一些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我们往往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可以说,在中国,只要接受过基本教育训练,谁没听过胡适呢?从大毒草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启蒙学者、红学家诸如此类的符号背后,胡适的面目其实是很模糊的。   无论是曾经那个特殊年代里居高临下对胡适的矮化,还是近年来对他越来越推崇备至的仰视,似乎都有所偏离。我们对于胡适确实误解太多,或者说是雾里看花,充满了神秘的闪烁其词,因此,需要一个平视角度下对胡适的理解。这就是我推荐大家应读唐德刚这本《胡适口述自传》的原因。   本书几乎没有八卦任何胡适感情生活、政治生活细节,最大的特色,不只是胡适说了些什么,还有唐德刚根据他与胡适的交往经历,在访谈中提出的种种质疑、问难和感想。一旦打开此书,从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开始,一般读者都会被唐德刚的文字所吸引,跳脱不开。唐德刚的文章有一种独特风格,夹叙夹议,充满比兴、成语、俚语,直至古奥典故,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警句、格言、反讽、隐喻、俏皮话,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那种在文风上与思想上且生动且老辣的气息,不由想起林语堂。尤其是,一般写名人的故事,写书的人至少也是对其褒扬而无批评,笔墨着力渲染名人的优点、奋斗史和成就,像本书这样带着中肯犀利态度来写评传,还是很少见的。   作者简介   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市。1943年毕业于当时因抗战南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在哥伦比亚读书期间,结识了当时在哥大讲学的胡适。毕业后,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负责哥大东方研究所,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开创性贡献。代表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   一   在文化领域,鲁迅和胡适是经常被拿来比较的两个人。似乎可以借一个比喻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新文化运动前,胡适和鲁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在大洋彼岸从师杜威,一个在书斋中抄写古碑聊以度日。但他们心中都有一股难以遏制的热情,这种热情既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估量,更是对当时社会民生凋敝的一种责任感。1917年,一个不甘心待在海外,急迫阐述文学改良方案;一个被挚友说动,决定出山唤醒一二人。从《狂人日记》的发表,到一系列的新诗杂谈的出炉,鲁迅一直在彷徨中呐喊,直到坚定对国民性的批判、犹如苍鹰直扑脱兔,用杂文开创出政论新风气。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尝试集》,以及后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谈政治的胡适开始卷入政治中,加盟新月社,创立《独立评论》,提倡个人主义,并不断地为自由呐喊。犹如一只喋喋不休的乌鸦,虽然两边不讨好,但他总在一次又一次的温和的尝试中开创出新的局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没有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勇气突破的人,又何来走的人多了?鲁迅一直提醒我们哪条路不可走,犹如医师对疾病的痛恨;而胡适则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哪条路可以走,犹如老农对土地最基本的热爱。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是丰满可爱、fallible的(英语里fallible一词,意为可能犯错、难免犯错,并不是贬义,似乎在中文里没有很好的对应词,但很明显,这个词的反义是太过完美的、神一样永不犯错的,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加上唐德刚丰富翔实又幽默的注释(注释几乎与原文一样多),而且这位弟子并不完全为老师说话,往往不客气地指出适之先生的局限、不足和自己不敢苟同之处,甚至还加入了自己的经历和体悟,用以论证或反证,使全书增色许多。这种写法有点类似谈话的性质,的确是阐发思想的一个很好方式。   比如,他对胡适自述白话文革命的贡献一节内容这样评论道:文学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一样,往往需要借助口号式的冲动语言。青年胡适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句口号,在那时真有其摧枯拉朽的功能,但是这口号本身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商榷的。胡适认为五四运动虽然对传播白话文功不可没,但却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因为它将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唐德刚却说,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并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   胡适自述,自己参与文学革命的导火索,源自他跟留学生朋友关于诗的论辩,对方越辩越保守,胡适越辩越激进,后来得出一个观念: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但中国文学史是否就只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呢?中国文学史上,若论俗文学,从西汉就已出现,到唐宋传奇小说兴盛,白话文在历史上存在已久。如果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分开来读,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便忽略了通俗文学能成为社会主流文学的重要前提,那便是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导力量,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所稀缺的。   还有,如胡适讲到大四一年生活甚为窘困时,唐德刚在注释里详细分析了胡适通过庚子赔款而留学美国的历史背景后说,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80元的生活费被扣掉15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着一句四川话向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可是我这句四川话,胡老师一直未听懂,因为他未到过四川,也没害过肺病或疟疾,更没有在美国上过山!庚款留学生培养了之后70年来一批中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百姓距离多远啊!   我们不难发现,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一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身上都带有的精英主义的气息。当时能像胡适这样留学的群体,皆为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公子小姐,到了美国与衣食足,礼义兴的中产群体,尤其是所谓WASP(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白人)阶层,精神上一拍即合。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打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太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见贤思齐,对照当时中国,他们难免自惭形秽。至于WASP阶层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所能透彻了解的了。胡适那一辈的留美学生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其实也无可厚非。   二   另外,从本书也能看到,不同于我们习惯印象或者说成见的胡适的另一面。   对于传统,有许多人认为胡适是反孔非儒的。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对一些所谓传统儒家伦理教条的批判也的确很严厉。但是胡适在自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对宋明新儒学(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都十分崇敬。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打倒孔家店急先锋。但在1934年,他却发表了长逾5万字的文章《说儒》。指出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他认为儒似乎是一种社会阶层,以主持礼仪为业,尤其是丧礼。老子代表着早期的柔儒,宽容不争,懦弱;孔子却是个革新家,是积极的新儒,造就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尊严人格。并且通过教育,主宰了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理想。胡适在《说儒》中没有引用一条新证据,却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那便是武王伐纣后的几百年中,战败的殷商遗民,却能通过他们的教士阶级,保存一个宗教和文化的整体;这正和犹太人通过他们的祭师,在罗马帝国之内保存了他们的犹太教一样。由于文化的优越性,成功实现了反征服。他认为根据这一新理论,可将公元前一千年中的中国文化史从头改写。在文化领域,胡适认为自己的贡献是一场哥白尼革命,因为他真正主张的,是打破独崇儒术,而研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学者李零先生近年出版的我们的经典系列丛书,其序文对胡适和冯友兰进行了比较,并对胡适的学术视野和胸怀十分赞赏,其理由也在于此。   胡适从来提倡科学,可一来,他本人并不懂得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家,他只是一个文化学者或人文学者,他所提倡的科学,实际上是从常识出发的一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因而谈论一些问题时,难免简单化或者不够科学。唐德刚以自己抗战期间在西南联   大读书时对县字、郡字的考证为例,认为胡适如果碰到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的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并且受其治学方法的局限,他的政治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二来,胡适那一代学者对科学万能缺少反思,比如他在宗教的研究上,科学似乎就多了点,要知道学问重在学和识,宗教重在悟和信,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宗教,往往走偏。用唐德刚的话说,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很少是研究什么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   胡适一生提倡的不疑处须有疑、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认为,我们要用批判的精神,检讨输入的学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来铸造个新文明这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但从胡适的自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自己早年接受的杜威思想实验主义,却是一直无条件地服膺,也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以致唐德刚开玩笑道,自己对胡适的这种反差一直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还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三   当然,尽管唐德刚处处揭老师之短,但我们从本书依然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胡适是那个西风初入、学术蒙昧刚开的时代里的先行者,没有胡适,新文化运动可能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   我记得,在《新文化报》去年一期关于甲午战争的特刊中,我的一篇评论中引用过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里的一段话: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这才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   可以说,无论当时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我们学术的发展,跟我们的整个社会是不能脱节的。我们的社会在转型,我们的学术也在转型,在这种转型时期,学者们搞的,只能是一种恰当的学问,而不是固守一个成熟的、成型的体系。而胡适真正的价值所在,正在于他所做的,恰巧是其所处那个时代转型中需要的东西。如书中所言:我们今日如对胡适当年那点点浮光掠影的倡导也不愿接受,那我们便落伍到连逊清遗老也不如。但是我们如只是接受了胡氏的启蒙而不加检讨和修正,那我们这过去的几十年也就失去应有的意义了。   ■肖金